2022-09-10 00:00:00
听“鸭子行动队”成员王成汉讲述那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
王成汉（英文名 Eddie Wang）， 男，1925年2月1日出生，1943年成都树德中学毕业后就读四川大学物理系， 1944年12月投笔从戎至国民革命军青年军203师，半个月后转入重庆干部训练团电信大队，19 44 年12月入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第二期，毕业后分配至美军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简称：O.S.S）特别情报组（SI组），亲历抗战胜利后营救潍县乐道院国际集中营外籍侨民的行动。2020年的隆冬时节，我们一行人来到了贵阳，寻访七十多年前亲历解救潍县集中营外侨的“鸭子行动队”成员王成汉，听老先生讲述那段尘封的记忆，用视频和音频记录了76 年前他亲身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
万里寻访记
为了收集相关文物史料，充实展览陈列内容，丰富和平城市内涵，2020年11月16日，葛晓东、田素英带领博物馆及新闻媒体相关人员一行8人，冒着严寒，不辞劳苦，在一个月内，先后赴成都、贵阳、南京、上海等地区，行程超过万里。
“战区同学会”，经常在学校里和社会上搞一些抗战宣传活动，从那时起，我们心里对日本侵略者就充满了仇恨。
树德中学毕业以后我被保送到四川大学，因为个人兴趣原因我选读了物理系。当时我们理学院院长是郑愈，号瞻韩，是瞻仰韩愈的意思。19 43年国民政府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当时我才刚刚就读川大不久。1944年12月，日本人已经打到贵州独山了，这个时候冯玉祥将军来到四川大学讲演，他说：“日本已经侵略到这个程度了，我来动员你们投笔从戎、报效国家”！”这样，我就报名参军去了，那时我大二才读了几个月。
本事学到了，日本投降了
我们学校二十几个同学报名参军， 我们来到四川泸州加入了国民革命军青年军203师。和我们一起到泸州的还有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同济大学的几十名学生。到泸州后我被编入203师搜索连开始军训。但军训一开始我就很不感兴趣了，心想我是来打日本鬼子的，怎么天天就是出操呀？心里很不高兴。
就在这个时候,重庆干部训练团电信大队在青年军中招聘培训无线电报务员，学期是2个月，学成后再返回泸月可以领到一千一百元法币的工资。毕业后我们这期学员都被派到了昆明，等待下一步分配。当时的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O f f 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简称O.S.S）总部就设在昆明， 他们正在挑选译员。他们从我们这批学员中一共选了三个人，我在其中， 选中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接受过无线电收发报的培训。这个战略情报服务办公室当时有四个行动组； 一个是特别行动组，叫S O（sp e cia l o p e r a t io n）；一个叫S I（sp e c i a l intelligence）特别情报组；第三个叫MO（media operation）宣传鼓动组；第四个组叫S＆T（schools＆training）教育培训组。当时我被分配到特别行动组SO，这个组有七个人。分配后我们就一直在昆明等待任务，没事的时候我经常到营地里的小卖部去逛，我可以拿法币换成美金，买香烟等日用品。那时候美国骆驼牌香烟六美金一条，牙膏是一美金一管，很便宜。我一千一百元的法币可以换几十块美金呢。大约一周多的时间后任务下来了，派我们到湖南芷江。当时O.S.S在芷江有一个前期指挥所，从这再分配到华南一带执行任务。我们组被分配到湖南衡山，联系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准备在后方打击日都跳过伞，只有我不会。
怎么学跳伞呢？上尉让我坐在一个伞上，他教我怎么利用伞绳控制降落伞往前进，怎么后退，怎么样左右换向，落地后怎么样一拍伞就飞了，人就可以解脱了这些注意事项。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像真实跳伞的训练。有两个架子一边高一边低，架子中间架了两根钢丝绳，两根钢丝绳上边有两个环， 把我吊到上边，然后美国教官让我从高的一端冲滑下去，就象飞机上跳下来的感觉。教官叫我到了某个位置的时候就放手，人就“啪”的一下掉下来了。这些都学完了，美国教官发给我一把左轮手枪，五十发子弹，我就算合格毕业了。
1945年7月底，我培训毕业后从开远回到昆明休息，没休息几天就听到了美军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消息，8月15 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了，我们这个SO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被重新分配到了SI组。我当时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一是高兴，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把日本侵略者打败了；二是遗憾，我才学到了本领，正准备和鬼子大干一场报效国家哪，连鬼子的影子都没见到，战争就结束了，心里那叫一个后悔呀，后悔自己当兵晚了。
州原部队。我心想总得学点本事吧，返不返回我先去了再说。所以我在203师只呆了半个多月就转到了重庆干部训练团。这个电信大队培训班主要是学习收发摩尔斯电码，要求是每分钟抄收六十个以上的摩尔斯电码就可以毕业。培训我们的教官是一位英国军官叫哈里斯，我只用一个月时间就达到了毕业标准。正当我准备返回203师的时候，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开始招聘第二期为美军服务的翻译人员。这是难得的机会，我马上就报名参加。可我们到了衡山后，还没有真正接受任务，马上又把我们调回来了，因为日本已经占领衡山，当地的游击队已经联系不上了，我们只好经芷江返回昆明。在昆明附近的开远，组里安排我开始军事学习和训练，因为我基本没有什么军事基础和战斗经验。学习内容就是武器使用及跳伞。武器学习主要是学怎样使用步枪、机枪、卡宾枪、手榴弹一类的轻武器，还有使用T NT 炸药，因为要到敌后去会有爆破任务。另外也学一些重武器，火箭筒（巴祖卡）、战防枪等。
大二刚读了几个月，就报名参军了，下面我要讲的，是一段不敢忘怀的历史。
我父亲王国藩是北洋政府时期的铁道学院毕业生，后来在汉口长江水力委员会任副总工程师。我兄弟三人， 一个同父异母大哥叫王成秀，一个亲弟弟叫王成济，我排行老二，就出生在汉口，我母亲是北京人。我大哥在国民党空军服役，1949年去了台湾。弟弟现在是第四军医大学的教授。我三岁的时候，由于父亲忙于工作，疏于对我们的照顾，我们兄弟三人被外婆接到了北京。我们兄弟三人是母亲和外婆一手拉扯大的。在北京我们住在报子胡同，我在国立报子胡同读小学，在丰盛胡同的国立五三中学上初中。1935年我十一岁的时候，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北平城里秩序非常混乱，母亲和外婆害怕耽误了我们的学业，1937 年1月份年就把我们全家从北京搬到了成都，我有个舅舅当时在成都当市长。到成都后我考入成都树德中学，在这里完成了我的初高中学业。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树德中学的老师经常在课堂上给我们宣传“保家卫国、勿忘国耻”、“驱逐外虏、还我河山”等抗战理念，教我们唱抗战歌曲， 比如《流亡三部曲》、《长城谣》、《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等。学校当时接纳了很多从敌占区流亡过来的学生， 我们和这些流亡同学一起创办了一个
我重新被分到特别情报组SI，心里不清楚日后具体要做什么。突然，1945 年8月16日我们接到命令，立刻成立一个7人小组，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7人小组很快就成立了，一个美国少校担任我们这个行动组队长，他就是美军少校斯坦利·司泰格（S tanley Staiger），另外六个人是：日籍美国人泰德 ?纳卡奇 （Tad Nagaki）担任日语翻译；美军报务员彼得奥利兹（Peter Orlich）负责与重庆的外国大使馆联系；美军医生雷蒙德?汉斯拉（RaymondHanchulak）；美国海军调过来的情报员詹姆斯 ?摩尔（Ja mes Moore），负责情报收集及反馈的；詹姆斯?汉侬（James Hannon），他是在欧洲战场上空被德军击落后被俘，从德军集中营里逃出来的美军飞行员；最后是我，是全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的任务是中文翻译。我们这这七个人之前彼此都不相识，至于为什么挑选我加入这个小组，我猜想是因为O.S.S里原本中方译员就不是很多，另外也和我受过无线电报务员的训练有关。
我们接到命令，立刻飞往西安。此时，除了队长，我们都不知道此行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大家心里虽然都有疑惑，但谁也不敢私下打听。8月17日凌晨，我们降落在西安飞机场，这时候队长才宣布行动命令：到山东的潍县去解救潍县乐道院国际集中营里的国际侨民。
当时有四个解救行动组同时驻在西安飞机场，一个是去北京的集中营， 代号“火烈鸟”；一个是去沈阳集中营， 代号好像是“麻雀”，记不清楚了；一个是去海南岛的集中营，代号“鸽子”； 我们小组去山东潍县的集中营，代号“鸭子”。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次大营救行动一共有九个组，除了去韩国的“老鹰”组因为日军的完全不配合，未能完成任务外，其余的都顺利完成了任务。
出发前，队长给我们重点讲述了此次任务的几个要点：一是知道这个集中营在潍县县城附近，但没有具体的方位；二是这个集中营里有一千多欧美侨民，其中有三百多个儿童；三是集中营附近没有适合降落的机场，我们只能选择跳伞着陆；四是为了防止日军未接到命令不配合而袭击我们，必须采取低空跳伞。
8月17日早上七点钟我们起飞，九点半左右就到达潍县，展开空中搜寻。开始飞机在两千英尺高度，但地面上情况什么也看不见，又降到一千英尺还是找不到，最后就降到五百英尺，在潍县上空飞了三圈用了不到半小时，终于看到了一个类似集中营的地方。当时在集中营里的侨民只是看见有个飞机在这盘旋，以为是日本的飞机都没有在意，因为他们之前经常看到日本的飞机飞来飞去，而且这会儿他们还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直到我们下降到五百英尺高度后，侨民们终于看清了飞机机身上的美国空军星形标记。
“是美国飞机,是美国飞机,是来救我们的！”集中营里顿时沸腾了起来，欢呼声、呐喊声响成一片，几百名难民们疯狂地涌向集中营门口，有的人一边高高地甩动着衣服一边呐喊着， 有的人手里提着菜刀提防日本兵袭击我们。集中营的日本看守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平常侨民们都是不准走出这个大门，怎么一下子冲出来这么多人？天上又飞来了美国飞机，日本看守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突发状况，端着枪呵斥着，子弹上了膛，就是不敢开枪。
我们在飞机上清楚地看到了集中营的围墙，又看到了上面的电网以及碉堡和壕沟，队长说：“到了，就是这个地方”！飞机从五百英尺再降到四百五十英尺，我们准备跳伞。跳伞的顺序是： 队长司泰格第一，日语翻译纳卡奇第二，海军情报员摩尔第三，报务员奥利兹第四，我是第五，然后是汉侬，最后是军医汉斯拉克。“好了，跳伞！”队长大喊一声就先跳下去了，轮到我跳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紧张，有点害怕，后面的军医汉斯拉克看到了我的犹豫，从后面推了我一把，一跳出机舱门我整个人瞬间昏了过去，降落伞被打开时向上一拽的猛力，一下就把我拽醒了，大约过了十多秒我就掉到了地上。
胜利纪念
“鸭子”降临，侨民被胜利解救
我们落地的地方是一片高粮地，队长已经在下面等着我们了，大家都集中好以后，我们就躲在这片高粱地里，商量怎么接近集中营。突然，一群人叫喊着呼啦啦冲了过来，不是日本兵！全部都是外侨难民！这些侨民冲过来跟我们拥抱，呼喊着：“欢迎，解放了！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啦 ”难民蜂拥而至，一度非常拥挤混乱，我鞋都被挤掉了。难民把我们扛起来，四个人扛一个，连扛带抬的把我们七个人抬到了集中营的大门前。后来我才知道，在集中营里难民们有一个自发组织叫“自治委员会”，他们居然还拉起来了一只叫做“救世军”的乐队。刚才集体冲出集中营大门来迎接我们的，就是这个委员会组织的。集中营的大门前“救世军”乐队已经在那里候着了，我们一到这支乐队便开始演奏起来，演奏的旋律既熟悉又陌生。后来得知他们演奏的曲子名字叫《胜利进行曲》，是难民们自己编曲的，就是把中美英苏四个国家的国歌编在一个乐曲里头，为了不让日本人发现，在编曲的时候还在里面加入了一些歌颂圣经的旋律。他们用如此热烈的欢迎式迎接我们这些解救者。
队长从抬他的难民肩膀上下来后， 整理下衣帽，庄严地给欢迎的难民们行了一个军礼。然后，他就问集中营“自治委员会”的负责人：“日本人在哪？集中营的最高长官是谁？在什么地方？我们马上就去找他，跟他谈判”。难民告诉我们，进大门后左手边有一个月亮门，从那月亮门进去，就会有一座二层小楼，他们就在那里头。
其实当时集中营的日本最高长官是知道日本政府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但也就是几个当官的知道，下面那些士兵并不知道。所以，当难民们冲出集中营的时候这个最高长官是明白怎么回事的，为此，他也没有敢下命令让士兵开枪。
在自治委员会人员的带领下，我们直接来到日军的办公室。我们需要马上开会和日方谈判。这个集中营是归两部分日本人管理，一部分是归日本青岛领事馆负责管，就是行政管理，但看守集中营的士兵不归领事馆负责， 原来是由日本宪兵队管，后来由宪兵队转到现在的这个组织，虽然这个组织不是属于日军战斗序列里，但是也是武装起来的军事组织，也有一个负责人，这样形成一文一武两个头头。开会前我们先和自治委员会进行了简单的沟通，要和日军提什么条件。协商后我们就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日方立即放下武器投降；第二日方负责集中营的保卫和安全；第三集中营的生活必须得到保障。日方听到第一放下武器的条件后，一个叫一佐的头目马上就把军刀、枪等武器放在桌子上。第二个条件的目的是在短时间之内，日方要保证集中营的安全，怕土匪什么的从大门跑进来就乱了，任何人暂时不得随便出入，等到我们大部队过来以后，再正式接管。因为我们只是营救先遣队，后续有专人过来办理外侨归国等相关事宜，等他们来了以后日方就可以撤出去了，安全就不归他们管了。最后一条就是这一千多人吃喝拉撒等生活方面的事，日方还得继续负责，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食物和物资来保障这么多人的生活维持。日方当时就接受了我们的条件。下午日本领事馆就从青岛派了一个副领事过来了，副领事来了就说，能不能我们干脆就都撤了，什么吃的穿的全都归你们管？我们不在这呆了。队长说：“那不行，你暂时还得管着。”日方全部接受我们的条件及部署之后，队长把枪都还给了他们，说：“我们还得合作，你们为了安全也需要武器，我们也不要你们的武器，不过你们住的地方要腾出来，我们要在这里办公。”结果日方当天下午四点多钟就全都搬走撤离了。我们立即让报务员把通讯设备架好，并很快和总部取得了联系。至此，可以说我们已经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前期的任务。
“自治委员会”，集中营里的定海神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日宣战，美国
为了防止在美的日籍侨民收集情报或搞破坏活动，将约六万左右的日本侨民进行了集中营式的管理。为了报复美国的这种针对侨民的行为，日本随即也把在中国本土的西方侨民抓起来，效仿美国建立了国际侨民集中营。潍县乐道院国际集中营就是其中一个，在这里关押了二千多名来自美国及欧洲各国的在华侨民，其中有三百二十四名儿童。
1943年9月15日日本人曾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以交换战俘的形式将包括二百多名美国人在内的一共五百位侨民交换给了同盟国方面。这个国际集中营里的侨民大多是战争爆发前在山东及附近从事传教、办学、经商或者在外企任职员的外籍人士，有的侨民在此之前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 对中国已经非常了解，对中国人民也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侵略者的罪行以及宣传夸大其所谓的“友善”，在这个集中营的控制及管理上相比与战俘营还是温和了许多。但是，为了防止侨民逃跑，日本人修建了戒备森严的警戒系统，包括高墙、电网、壕沟及碉堡等，四十多位管理人员中除少数几位文职人员外，其余基本都是武装人员。
日方为了便于集中营的管理，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方式，他们让侨民自己选举出了一个九人的“自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就是负责维护侨民的日常生活秩序，解决侨民的困难和需求等等。为了让侨民们能够坚强的活下去，“自治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几个部门用以帮助侨民树立起活下去的坚强信心。这些部门包括有自己创办的学校、医院、教堂、体育场以及前面提到的乐队等。也就是在“自治委员会” 这些部门的辛苦付出和极力维护下， 绝大部分侨民在缺医少药、食品匮乏的艰苦岁月中得以顽强的活了下来。这些侨民坚韧的生命力及乐观人生信条也是他们得以获得重生的重要原因。在被关押期间还有三对恋人在集中营里举行了集体婚礼，为这个禁锢而艰辛的岁月带来幸福和新生。
1944年6月9日曾有两位侨民，一位是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恒安石（Arthur Hummel）， 一位是曾经在英国海军服役过的军官（ Lourence Tipton），在“自治委员会”的策划及众人的协助下，从集中营里成功逃脱。这次胜利逃亡可谓是惊心动魄，同时也是意义非凡。事先“自治委员会”通过每天前来掏粪的农民， 与潍县附近的共产党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在游击队的帮助下利用每天高墙电网检修及日方交接班的十四分钟停电时间，这两位逃脱者从几个身高体壮的侨民搭成的人梯上，爬过电网悄悄翻墙而出。逃出后他们很快与游击队汇合，并于6月26日及时的把集中营里的详细情况报告给了重庆方面。报告上明确的说明了潍县集中营里尚有侨民一千五百二十人，其中美国人二百零五人，英国人一千零七十六人，其余为其他国籍，这也为我们后期的营救提供了第一手的信息。两位侨民的失踪令日方大为震怒，但迫于对国际形势及舆论的忌惮，又不敢随意滥杀无辜，把委员会的几个人关了几天的禁闭，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和日方进行简单的交接后，我们就要对集中营里的这一千多人开始进行登记、造册，包括姓名、年龄、国籍、职业等。登记造册的工作基本就没有我什么事情了，因为他们全说英语，没有说中文的，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拍照片和接电话，工作量不大。
我们这个组在潍县集中营一直到9 月25日，后续大部队陆续到达，侨民开始分批撤离后，我们才全部返回。1945 年9月底我回到昆明后，便申请办理退伍手续了，因为我还要回到四川大学继续完成我的学业，10月1日我就复学了，继续读大学二年级。1948年我大学毕业后，在重庆乐山中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1949年重庆解放后，我报名参加了东北工业建设招聘团，在东北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工作。1968年被调到贵州冶金设计研究院工作，直到退休。
在潍县集中营的三十多个日夜里， 我和侨民们成为了好朋友，尤其是和戴爱美他们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侨民们教我唱歌、跳舞，送给我们很多礼物，其中有一个小女孩用我们的降落伞碎片绣了一幅我们跳伞情景的刺绣送给了我，可惜后来被抄家的时候抄走了。
后来，戴爱美成为美国新泽西州议员，她从19 98 年起，就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她心中的这七位英雄。其余的六位都被她陆续的找到了，虽然有的已经去世，但她都找到了他们的下落，唯独一直没有我的音讯。直到2015年我孙子在美国留学时，无意间发现了戴爱美寻找七位英雄的信息， 便主动找到她，告诉她：“您寻找的这位王先生，就是我的爷爷。”戴爱美听到这消息后非常激动，马上打跨洋电话和我联系，并确认了我的身份。2016 年7月27日，戴爱美特意从美国飞到贵阳来看我，时隔71年后我们终于又见面了。一见面她就拥抱和亲吻了我，我们在一起唱起了在集中营里侨民们教会我的那首《You are my sunshine》。
（图片由潍坊市博物馆提供）
